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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在上海的犹太:从翻译到钻石公司首代

  沙拉留给我的印象是多姿多彩的,她既有上海女人的一面,也有天生的精明,还有人的那种火热和张扬,更有她个性中独具的飒爽。最让人吃惊的是,她不仅是语言天才,而且掌握了每一种话语体系的精髓。

  “她的父亲是,二战时逃到了上海”,“她回以色列受到了拉宾的”,“她是以色列钻石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”,“她通几国语言,能说很多方言,表现欲强烈,李咏让她上‘非常6+1’”,“她是浦东某医院的义工,社区的形象大使”……很难想象能把这些描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,采访沙拉·伊麦斯之前,我就带着这样的困惑。

  从联系采访到采访完毕,沙拉留给我的印象是多姿多彩的,她既有上海女人的一面,也有天生的精明,还有人的那种火热和张扬,更有她个性中独具的飒爽。最让人吃惊的是,她不仅是语言天才,而且掌握了每一种话语体系的精髓。比如她说着说着会说到“给予我们生命,让我们要……”,然后突然转到“建设和谐社会”,在她嘴里如此转换而一点不显突兀。沙拉的一生当然是传奇性的,而她这个人本身更精彩。

  沙拉的父亲老伊麦斯就是二战时期“上海”曾过的之一。他原本是个犹太商人,生活在和波兰的边境,1939年由于对大批的,而辗转到了上海。

  伊麦斯在上海开了一家铺子,经营酒类和地毯生意,一直住在大名,幸免于被隔离区。二战结束后,大多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,而伊麦斯由于年龄大、血压高、无国籍等原因,留在了上海。解放后,伊麦斯进入海关工作。1950年,沙拉出生在大名的家里,当年老伊麦斯已经65岁。1956年,伊麦斯进入联合会工作,沙拉也跟随着一起搬到联合会所在地复兴中642号居住。然而妈妈并没有跟来,沙拉从小就是由年老的父亲带大的。

  说到父亲,沙拉充满深切的怀念,这位老人在她12岁时就去世了,但这12年却是沙拉的幸福时光。然而提及母亲,沙拉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和嫌恶,这个女人其实只能算是伊麦斯家的过客。老伊麦斯是她的第二个丈夫,她在苏北老家还有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,生了沙拉之后,她把儿子带到上海和伊麦斯父女住在一起。可是后来,她抛弃了伊麦斯父女,改嫁了一个外国留学生。

  1962年父亲“走”后,沙拉不得不又和母亲有了“联系”。在母亲家吃饭,回自己家睡觉,沙拉有一段时间一直在两面跑。但是她始终没能融入那个家,也始终没有原谅母亲。

  沙拉接受的教育是混杂的。在外面,她和普通的小朋友一起接受社会主义小学教育,主义,能说普通话和上海话,甚至苏北话。在家里,她接触的都是联合会里的,她与他们用英语交流。父亲还教给她一些犹太礼俗和教,还有“衣地喜”(一种古老的希伯莱语)。这个背景使得她的性格、思维和话语体系一直具有双重性,既是中国的,又是犹太的。

  父亲去世后,沙拉在复兴中老洋房的三层楼继续住了5年。1967年,身为犹太的沙拉终于也没有逃过。“一把把我揪出了复兴中642号,从此我再也没能回到那幢房子里。”沙拉忿忿不平地说,“后来革委会的人自己搬进去了,几经辗转,又都搬了出来。现在那里空关着,原来住在那里的所有的都去世了,只剩下我。37年了,我没有去要房子,别人都奇怪,问我为什么不去要!我想,他们应该主动找我才对。”从心底,沙拉还是想回去的。“其实他们还给我,我就把它捐给慈善事业,用它来更好地帮助穷苦的人们。”沙拉说。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也想要收回这幢房子,因为它原本曾是联合会的所在地。事情有点复杂了,沙拉也有点着急了。

  不仅把沙拉赶出了家,还剪了她天生鬈曲的头发,以色列寄给她的信件也被,就连父亲安葬在青浦吉安公墓的墓地也没有保住,被彻底铲平。由于“”,沙拉只读到初一就辍学了。但是,沙拉认为,她并不在乎高等教育,社会才是大学堂,正是丰富的社会经验塑造了她这样一个人,她果断的办事能力和飒爽的性格也是在“”的社会底层培养出来的。坚强地下去,是她毕生的。

  1971年,沙拉进了上海铜厂(后来的上海有色金属总公司)做一名靠体力吃饭的女工,她很开心,因为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。

  1972年,上海联合会的最后一任会长去世,沙拉彻底失去了来自那一方面的。1973年,“由于收到的以色列允许移民的通知被出来,我被上海第一所关押了11个月,后来又被送到安徽农场。两年后,我才重新回到铜厂。”沙拉回忆说。

  实际上,从那个时候起,沙拉作为犹太,就可以移民以色列,但是种种原因,这一时刻迟迟没有到来。回“家”的显得那么漫长。

  1985年,沙拉接到了上海发给她的通知,获准出国(被允许到任何一个她希望进入的国家),并让她如果放弃出国,也要书面回复。在漫长的等待之后,沙拉不想放弃这个机会。那时中以还未建交,沙拉去了日本,在日本的以色列大她拿到了去以色列的签证。这时沙拉却犹豫了,“如果选择去以色列,就意味着我和孩子们失去了联系;如果放弃,以后很难说还能不能有机会回去。但作为母亲,孩子比什么都重要。”当日本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起飞的时候,沙拉却买了船票回到了中国……

  1992年1月24日,中以正式建交,这一天恰巧是沙拉大儿子“以华”的生日,沙拉非常兴奋,觉得这是中的天意。作为犹太,沙拉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申请回以色列了。“我是中国第一个返回以色列的犹太,应该也是最后一个。”沙拉说,其他或早就离开了中国,或在这片土地上长眠。

  回到以色列以后,一次偶然的机会,沙拉得到了以色列总理拉宾的。1995年的一天,正好拉宾到以色列北方小镇看望士兵,听当地官员说起这里住着来自中国的第一个犹太移民,就提出与沙拉见面,这激动的一刻至今令沙拉难忘。没想到半年以后,拉宾就被刺身亡了。

 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,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。不懂得那里的语言(爸爸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),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(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),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,沙拉不知道怎样才能下去。

  但是倔强的性格让她下来。先是克服语言关,42岁的沙拉苦攻希伯莱语,专门找老人聊天,老人空闲又怕寂寞,一聊就是半天。不到半年,沙拉就掌握了主要生活语言。沙拉真是个语言天才,她不仅会说中文和英文,很短时间里学会希伯莱语,同时还能说很多方言。采访中,她同我们说了几段四川话、广东话、苏北话、宁波话,都随口说来,却说得煞有介事,让人叫绝。

  学会语言以后,就要想办法赚钱养活自己,沙拉想起了在上海菜场里看到人家做春卷皮子。“我开始在平底锅的背面和面粉打春卷皮,完全是自己摸索。在了四五斤面粉后我终于打出了第一张春卷皮,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”沙拉终于找到了养家糊口的办法。沙拉说从中国去以色列的女多为了而依靠了男人,但她不愿依靠任何人,她完全靠自己把孩子接了过来。

  “我记得在耶撒冷的移民局楼下睡了两天,因为第一天排队没有轮到,我决定再等一天。然后通过移民局的沟通,确定孩子们由以色列驻大的人员送上飞机。”1993年5月,她终于把自己3个孩子都从上海接到了以色列。

  后来沙拉不仅春卷生意做得不错,而且还从移民局领到了安家费,于是决定开一个餐馆。生活慢慢好转起来。

  由于巴以冲突升级,战争的阴影着特拉维夫市,孩子们初到的一个月几乎都在防空洞里度过。沙拉让孩子们战争,让他们在战争中成长。“那时的特拉维夫随处可见人的肢体挂在墙上,有好几次,我都是。比如下公交车没多久,身后的车就爆炸了……直到现在,我每天出门,包里还不忘放一根橡皮筋,这是战争遗留的习惯。在以色列时,如果车上一有撞击,我马上就会条件反射,用橡皮筋把大动脉扎住。”沙拉说。

  “城市恢复和平后,孩子们被我送去打工,我要让他们知道生活的艰辛和的”,沙拉说她对孩子们的教育自有一套,在以色列都有点名气,“大儿子14岁,在中餐馆打工;小儿子13岁,在面包店打工。小女儿送回中国。”

  后来,沙拉又把两个儿子双双送回中国读书,大儿子上了旅游高等专科学校,小儿子则进了外语学院。“但是,他们一满18周岁,我就马上接他们回以色列服兵役。我的孩子每年都是模范战士,这是我最大的骄傲。我教育他们要成为勤劳、勇敢的人。”现在,沙拉的3个孩子都留在了以色列。大儿子以华是以色列劳动福利部的官员,从事的工作就是在以色列帮助的中国劳工自己的权益。

  在中国,沙拉被视为“外国人”,而在以色列,沙拉又被视为“中国人”。沙拉说,离开中国的时候,有色金属总公司的领导也是她原来的老同事朱金秋,送了她4个字——人品端正。“这4个字我至今未忘,我在整个以色列的生涯中一直在做个人品端正的人,谢谢他激励了我半个人生。”沙拉要求自己的孩子和自己一样,讲文明,把中国人的面貌展示给以色列看。“他们把我看作中国妇女的典范。”沙拉说。不过真实的上海女人或许少有她表现得那么好。

  餐馆开了两年后,沙拉决定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工作中,特别是与中国人相关的事务中。她为以色列多个部门无偿做翻译,并帮助了很多在以的华人。

  沙拉说自己是以“”的心情帮助中国人的,因为当初“中国人民帮了我父亲”。然而,对一些事实她也很无奈。有一次,她把一个在以色列打工的受伤中国人送进医院抢救,中他哭着对沙拉说“我要回去”,但是当他脱离、沙拉帮他把回中国的机票买好后,他却逃跑了,沙拉不得不又帮他把医院的账结了。还有一次,一个中国妇女被,也是沙拉把她送到医院垫付了医药费,两天后她却不告而别逃走了。“他们在失落的时候,都说要回国,但是每每一养好伤,就逃跑了,再不回去了。”沙拉忍不住抱怨。

  不过沙拉并没有因此停止参与涉及中国人的事务,最有名的要算协助以色列警方21天侦破特大碎尸案了。主犯是5个四川人,互相串了供,就是不肯说。沙拉不停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,并且帮他们买香烟、牙刷、电话卡等杂物,恩威并举,经过21天的,终于有人说出了实情。“打人,并且把空调调到很低的温度冻他们,我让不要这样做,对也要人性一点。至少在我面前不要这样对他们。”因为在此案件中的突出贡献,沙拉还受到了以色列司法部的嘉。

  这个事件在以色列非常轰动,电视、网络都有,沙拉出名了。著名的罗斯蒂克兄弟钻石有限公司的老板就是这样认识沙拉的。2002年9月,公司邀请沙拉去慕尼黑展览会担任中文翻译。在接触中,老板被她的真诚打动,决定任命她为公司驻中国地区的首席代表。当然,把这么贵重的商品交给一个“不相干”的人,公司还常慎重的。他们对沙拉进行了两次测谎仪的考试,还派私人侦探到上海来调查她的情况,以色列和中国都出具了无罪公证后,才决定聘用她。对于罗斯蒂克这样的家族企业,沙拉是其第一个非家属首席代表。

  不过,在中国地区的生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,公司有意撤回,但是沙拉觉得这对中国经济不利。“我走的话,还有其他一些外国公司也会跟着撤,这样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。所以为了让公司留下来,不撤走,我主动要求降薪。原来我的月薪5000美元,现在是500美元,这是以色列最低工资标准。”沙拉说这是她对党和社会的奉献。

  沙拉总是口里叫着“忙、忙、忙”,却像陀螺一样旋转着停不下来,这大概也是她的性格吧,真的让她静下来,反而会不习惯。

  两年前,沙拉搬到浦东洋泾街道居住,从此成了“一名洋泾人”。在前不久的社区形象大使的评选中,沙拉被推荐并当选为10万洋泾人的形象大使。这完全是因为沙拉的热心。沙拉经常会为了一些社区内的“小事”与物业交涉,比如小区停车位较少,一到晚上,有个别车辆占用了儿童乐园和老人活动场所,沙拉就这个问题三番五次与居委会和物业“较劲”。再比如,大热天看到小区内的绿化没人浇水,沙拉说,“我跟他们说了,物业不理我,那还不如我自己做。”她果真与保姆一起拿着水桶去浇水。“小树也有生命,我们必须给它们喝水。我想让自己的行动带动起小区里的其他居民,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贡献一份力量,这样才能建设和谐社会。”沙拉还经常指出别人的错失,她的“多管闲事”或许让一些人觉得烦,却让更多原来对邻居漠不关心的人开始关心社区。

  沙拉是洋泾地区公利医院的义工,还被院长聘为“荣誉职工”。刚开始,她仅仅是每周去医院2次的普通义工,由于她办事果敢,现在,越来越多的事找上门来,沙拉成了解决医患纠纷的好帮手。“我们医院一碰上解决不了的难题,就想到了沙拉。她总是一接到电话,就尽量快地赶到医院来。”妇产科张主任告诉我。就在前一天,外来妹小刘在临近手术前突然手术,吵着闹着完全不听别人劝解,张主任没办法就找沙拉来帮忙。沙拉过来了解了情况,原来小刘得了卵巢囊肿,想花6000元做腹腔镜,借够了钱医院却说需要1万元手术费,并她换做开腹手术。由于医生措辞不当,小刘认定医院了她,哭闹着不愿再做手术,连病友的话都不听。沙拉过来后,告诉她:“我是社会工作者,来倾听你的声音,帮你解决问题,但我说的话你也要听。”然后跟她分析了腹腔镜和开腹手术的利弊,最后说:“我们把钱的问题放一放,先来看看病情,要找适合你的手术。不是说减少痛苦就是适合的,医生说腹腔镜有可能失败,所以才你开腹。……如果你要腹腔镜,不够的钱我可以给你补上;但是我们要相信医学和医生,不是光凭个人喜好,到底哪种方式才能把病治好,你想一想。”15分钟后,小刘终于同意开腹手术。当天晚上,沙拉又打电话来医院问了她的情况。第二天,她特地赶到菜场,买了鸽子,让保姆煮了鸽子汤给小刘送去。我在病房看到小刘的时候,小刘承认自己昨天是钻了牛角尖,“没有沙拉,我不会开刀”。

  由于沙拉办事“厉害”,医院留给她很多棘手问题。比如一个月前,急诊室住了个老人,3周后,生理指标都恢复正常,可家属就是不愿意接回去。“这样的情况现在蛮多的,我真是要替医院呼吁一下,医院不是福利院,这样不但占用了医院的资源,还影响了其他人看病。人不能太了,要想想整个社会。”沙拉抱怨道。沙拉走访了那个老人子女所在的街道和居委会,找锁匠开了门,老人被她和社工一起送回了家。在离开之前,她帮老人把油、盐、米等都买好,又配了三把钥匙,一把交给居委会、一把给了,还有一把套在老人的脖子上。

  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,沙拉又帮医院解决了一个难题。沙拉说,“浦东的硬件建设很好,软件服务方面还需要加强。上的安慰,物质上的关心,我希望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多付出一点给整个社会。”

  “其实我可以选择太阳/做太阳里的那只金鹿/其实我可以选择月亮/做月宫里的那只玉兔。/但,我选择中国/选择做中国土地上那棵努力成长的树。……我选择中国/将整个身心与智慧为之付出/用这种实在的方式/融入她的发展和进步。/我选择行走跋涉/选择用脚步做语言/把中国的山水倾情朗读……”沙拉最后充满热情地朗诵起她写的诗《我选择》,说要把它献给中国的生日。